大快人心……遭实名举报被查！掌危废审批大权 “吃卡拿要”被指涉嫌职务犯罪
刘春光是山西省忻州市原环保局的一名工勤人员，曾被提拔成为该局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主任，2009年因“吃卡拿要”等问题被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后又以“忻州市环保局土壤办主任”的身份出现。
2019年6月10日，原杂志编辑李廷祯在其微博发布实名举报文章，称刘春光为“假学历、假干部、假机构”的“三假执法人员”，并指其操纵“白手套”人员桂国青，“大肆涉黑涉恶，涉嫌职务犯罪”。
“土壤办”所担负的主要职责，是对当地危废行业进行管理，掌握着危废转移所需手续“五联单”的审批权。澎湃新闻近日采访了解到，忻州危废处理行业多名人士称，刘春光曾数次带着桂国清走访危废处置企业，并向企业推介其成为业务员。拿到企业的授权后，桂国青就以危废处置企业业务员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危废生产企业拉业务。
多名危废生产、处置企业相关负责人称，过去一年，桂国青拉的业务很容易通过“五联单”审批，同样的手续走流程，其他业务员提出的危废转移申请经常被卡。被卡的危废生产单位中，除了民企，也包括国企。
刘春光以土壤办主任的身份主持培训会。来源：网络 刘春光以土壤办主任的身份主持培训会。来源：网络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董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刘春光工作中确实存在违规情况，目前临时机构“土壤办”已撤销，刘春光正配合调查中。
董克还称，以前工勤编制的人很多，工勤是可以聘干的，这个不仅是忻州，不仅是环保局，都存在类似情况，也符合以前的要求。“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否则没法儿开展工作。”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表示，危险废物管理事关生态环境安全，对于打着管理旗号“吃卡拿要”等现象坚决反对，广大群众和媒体可以向各级纪检部门进行反映监督。
闫鹏（化名）是山西省一家危废收集企业的负责人。2018年以前，他的公司在一直拥有原山西省环保厅发放的《危废经营许可证》。之后，山西省环保厅（机构改革后更名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不再给独立的危废收集企业续证。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和第十五条有关规定：危险废物实行经营许可制度，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从事收集、贮存、利用或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无证经营属于非法经营。
闫鹏想要继续从事危废收集工作，就要找持有省级环保部门发放的《危废经营许可证》的危废处置企业合作，获得授权以业务员的身份开展工作。
澎湃新闻采访山西多家危废处置企业了解到，危废处置企业对业务员的管理比较松散，有一定从业经验和有环保系统资源的人，很容易获得业务员授权。处置企业一般不给予这些业务员底薪，而是按照其收集到的有价值危废数计量付给报酬。
在危废收集行业工作多年，又办了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的闫鹏，很快获得了山西多家大型处置企业的业务员授权。联系到产废企业后，他就要到市一级环保局办理危废转移“五联单”。“五联单”为业界简称，全称为“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面涉及转移危废的数量、运输工具等具体信息。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规定：接受单位应当将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副联自接受危险废物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产生单位，联单第一联由产生单位自留存档，联单第二联副联由产生单位在二日内报送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单位将联单第三联交付运输单位存档，将联单第四联自留存档，将联单第五联自接受危险废物之日起二日内报送接受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忻州是闫鹏业务开展较多的地市，他说，他此前“五联单”的办理一直比较顺利，不过，2018年7月开始，同样的手续，他签下的业务却办不下“五联单”；多个危废生产企业、处置企业负责人向他反馈，陆续接到忻州市环保局土壤办主任刘春光电话，称在忻州地区不再给闫鹏办“五联单”，这个业务可由忻州市绿坤环保有限公司的桂国青来负责。
闫鹏称，他曾到环保局找到刘春光理论，刘春光只答复一句“某某处置企业违法”，其他均不予答复。闫鹏称其签的产废单位中有不少国企，因合同已备案，财务也已结算，并在县级环保局做过审批，由于不能办下“五联单”，只能一一解约。更让闫鹏感到不解的是，同样作为“某某处置企业”的业务员，桂国青的“五联单”却能通过。
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一家处置企业的负责人程晖（化名）身上。几年前，程晖曾通过公开招投标拿下了忻州市一家国有企业的废旧电池处置的项目。程晖说，他过往的项目都顺利办下“五联单”，但此次被卡住了，刘春光给的理由是：这家国有企业曾经处置危废时存在问题。
接近上述国企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刘春光曾推荐桂国青低价甚至免费来处置这些废旧电池，被企业拒绝，原签订的合同只好解约。因为至今未办下“五联单”，这些废旧电池仍存放在该国企库房中。
“危险废物不及时处理，在当地长期大量贮存，可能引发更大的污染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
澎湃新闻从“天眼查”查询发现，桂国青为忻州市绿坤环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注册时间为2016年，其经营范围包括废矿物油、镉镍电池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仅供办理许可证）；矿物油容器清洗及收集。
在创办这家企业之前，桂国青曾在忻州市创办过坤元寄卖行、国盈粮食经销部、博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忻太铝矾土经销站，目前这四家企业均已注销。
澎湃新闻从一家危废处置企业的负责人袁羽（化名）处了解到，2016年左右，刘春光曾以“考察”的名义带着桂国青来到这家处置企业。
“前面就是转一转就走，后来就开始推荐。”袁羽称，当时刘春光介绍，桂国青家中有人生病，花了不少钱，“希望支持下桂总，度过这个难关”；虽然当时桂国青并没有危废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碍着刘春光的面子，他同意让桂国青任业务员。
“坦白说，老桂前面做得挺好的，虽然单子并不多，但也是清清楚楚，后来可能是找到门道了，慢慢有了变化。”袁羽称，2018年下半年开始，他陆续接到忻州其他业务员的电话，反映“五联单”被卡，桂国青的却可以通过。
忻州市下属县区环保局一名干部廖波（化名）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廖波介绍，在其所在辖区有一家国有企业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危废物，一家处置企业中标后准备办理转移。刘春光以“应就近处置”为由不予办理“五联单”，后来就废标了。
廖波回忆，之后桂国青出现，想把危废低价或免费拉走，被该国企相关负责人拒绝：“今天我让你们白拉走，明天集团就来查我了。”
廖波说：“国企遇到这种事会强硬点，民企一般都让他白拉走了。”
廖波称，县里有一位环保干部曾因为一件事想找刘春光处理，第一次到了他办公室送了礼，东西收下了，事情不办，后来他又去送礼，还是不给办。廖透露，刘春光作风不好的问题在忻州市环保系统“出了名”，经常“爆粗口”，好几次和系统内干部起冲突，“领导都不想惹他，他会闹”。
山西一家危废处置企业的负责人王渊（化名）介绍，刘春光曾在2016年的一个深夜给他打来电话。电话里，刘春光称，孩子突然患病，想明天上北京就医，提到看病大概还缺六万块钱。
王渊称他“觉得可能真的是小孩看病需要钱，马上答应下来了”，第二天就转账过去6万元；几个月后，他遇见刘春光，问到小孩的病情。“没做手术，吃了点药，就好了。”刘春光这样答复，之后再没提及还钱的事宜。
“现在他已经分三次把六万块钱转给我了。”王渊说，这次被实名举报后，刘春光主动联系他，开始提还钱事宜。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刘春光称，他是1990年进入环保局的，之前在林业局开过车。大约是1993年，他就离开环保局出去做生意，倒卖粮食和焦炭。2004年，时任环保局长让他回来帮忙做大气治理，后来就报上一个工勤编制，提拔成主任。
公开可查资料显示，刘春光曾任忻州市环保局市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主任，但在这个岗位上他出了事儿。
2009年11月，忻州市纪委通报，市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存在“吃拿卡要”、乱收费现象，经2009年10月12日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忻州市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主任刘春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市环保局免去其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主任职务；对刘春光非法占有的5693.6元予以追缴。对市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乱收费所得14437元予以追缴。另对忻州市机动车尾气检测中心让被监管企业为该中心支付的车辆相关费用和临时工作人员工资共计145056元予以追缴。
被纪委查处后，刘春光并未就此销声匿迹。2015年元月，工勤编制的刘春光领到了环保执法证，编号为“140900100004”，当时的环保局官网公告称其学历为“大专”，职务为环保局“科员”；到了2016年11月的官网公告中，刘春光就成了“局机关主任”。此后，在环保局的多个公开报道中，刘春光以“土壤办主任”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董克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介绍，“土壤办”是局里面之前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发现问题后已经撤销，原有的危废管理工作由生态科暂时负责。新的方案中有专门设立土壤科，不会再出现这种临时性办事机构，所有的工作职能都有相应的科室对应管理。
对于刘春光的情况，董克说，现在他正配合调查，“不是暂时离岗，肯定是永久性离岗。”由于他是工勤编制，不在公务员序列，如何处理还需要调查后再商榷，“肯定不会再出现在执法岗位上了”。
西南地区一省会的市委组织部干部给澎湃新闻提供的《机构编制工作用语释义》中显示，“工勤人员”指在机关、事业单位中为本单位履行职责提供后勤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包括勤杂人员、驾驶员等。传统的工勤人员为工人身份。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机关的工勤人员不能转任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的工勤人员可以按规定通过竞争上岗转岗到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
刘春光这种是否属于混编混岗？“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逐步接纳、消化解决。”董克说，以前工勤编制的人很多，工勤是可以聘干的，这个不仅是忻州，不仅是环保局，都存在类似情况，也符合以前的要求。
董克介绍，尤其在北方稍微落后的基层地区，工勤编制占相当大的比例。工勤人员在很多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否则没法儿开展工作。”
山西省环保系统一位干部表示，工勤人员在基层环保组织任干部，有时确实也存在专业知识不够，素质作风不好的情况，也暴露了基层环保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
董克坦言，自己调来环保局后已经处理了不少作风上的问题，“现在我对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作风的改进充满信心，今后我们会聚焦主责、履职尽责、廉洁公正、严谨高效，欢迎大家监督。”
“我很憔悴、很憔悴了，如果你关心我、爱护我，就不要再提这（举报）事了。”6月16日，刘春光在电话里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目前他在家休养当中，“没有其他计划，顺其自然吧”。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书面采访时表示，由于受机构编制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内设机构无法与国家和省级一一对应，市级的一个科室需要承担对应省级多个处室工作的任务。就固体废物管理来看，情况较好的大同和临汾市单独设立了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其余地市受编制等因素限制，都没有成立单独科室。忻州市通过“土壤办”这种临时机构管理的情况还比较少。
从企业危险废物申报情况来看，山西省危废主要来源于焦化、化工、有色、煤炭、医药制造等行业。从种类来看，山西省危险废物产生量最大的为精（蒸）馏残渣（HW11），约占全省产废量的90%。
该负责人表示，山西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基础非常薄弱，形势非常严峻，任务非常艰巨。从管理对象来说，危险废物管理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源复杂，鉴别困难，底数难以摸清；从管理要求来看，危险废物管理需要全生命周期监管，产生、收集、转运、贮存、处置、利用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从监管能力来看，生态环境部门固废监管机构、人员严重不足，监管手段十分匮乏。目前省内危险废物管理工作正在全面梳理，计划从多个方面推进。
针对忻州刘春光事件，该负责人表示，危险废物管理事关生态环境安全，对于出现一些干部“吃卡拿要”的现象，态度是坚决反对，广大群众和媒体可以向各级纪检部门进行反映解决。对于队伍作风问题，一方面是通过加强教育、严肃查处，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认识和廉政意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减少管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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